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已经错过了几次发展机遇；现在，传统工业先进技术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同时，全球又出现了以信息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浪潮。这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有迎接知识经济浪潮的决心，更需要在教育、环境、人才、文化、观念上有充分的准备，归根结底体现在文化方面。我国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定要靠许多的企业家、知识分子的具体实践。科技进步的核心是企业和知识分子。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靠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实践而逐渐推进的。我们发展知识经济，也要不断探索，才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人们不仅仅具体地理解了知识本身，而且对整个世界、社会建立新的看法，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机遇。
因此，我们必须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南，充分利用当代科学提供的丰富手段，针对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未来，采取跨世纪的战略措施，才有可能在知识经济的潮流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必定是知识、技术与经济的更紧密的结合：必定是从知识到技术再到经济的作用过程大大的缩短，从而引起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发生质的飞跃；必定是科技与经济的更加全球化趋势。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很好的说明。
因此，当前我国科技界的主要责任就是让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支持产业和经济发展。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科教兴国”，最终要落实到兴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脱离经济的科学与技术无法兴国。现在我国许多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引进技术，也并非仅仅是科技投入不足的原因。
我们还应该考虑，像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研究机构在现阶段对国家经济发展应该贡献些什么？知识创新怎样才能以最高的效率促进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为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
首先是应该把市场导向放在首位。国有企业和国家科研机构过去的生产研究不面对市场，今天对市场仍然非常陌生。在技工贸相结合的模式中，研究所只有以未来市场前景为研究的出发点，真正做前瞻性、创新性的工作，才能实现技工贸的良性循环，才能提高总体效率。
其次是经济和科技运行机制的选择要为发展目标服务。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科技机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与科技的运行机制必定要进入一个创新变革的时期，才能适应竞争时代的要求，要用新的机制去激励人们按新的认识和目标要求去做。
知识经济是随着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从全球范围来看，知识经济目前还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国家，如西欧、北美等。以美国为例，近7年美国经济一直处于上升阶段，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打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规律。纵观美国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产业结构普遍都进行了大的升级换代。80年代以后，信息产业的发展引起了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了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正是通过经济发展中的这些新特点，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知识经济。
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名词，反映了人们对知识、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初步认识。例如提出了信息化社会的基本概念，但是它仅仅是知识经济在当前阶段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现，知识经济的范围比信息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正处在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尤其需要抓住这一机遇，用知识经济来帮助我们把工业化搞得更好，而不能因为工业化尚未完成而不重视知识经济。
作为为国家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的科教兴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根本性战略。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断为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指明了必须认真把握的基准点：
要加快各主要产业领域的科技进步。首先，人口压力迫切需要我们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农业领域的科技进步是决定我们在新世纪生存的关键因素。其次，要加快基础工业、制造业的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还需要特别加强第三产业的科技进步。
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问题的交汇点。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既要有投入的保证，也要与国家需要和产业发展密切结合，坚持扬长避短。自主创新，努力形成和发展我国自身的科学体系。经济越是高级化，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的作用价值就越大。只有给劳动者以新的知识和技能，创造和完善机会均等的环境，才能为劳动者打开通向知识经济的大门。
在中国各个地区中，最有条件发展知识经济的就是北京，即以北京为依托的首都经济。
北京由首都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有许多优势。首先北京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是她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形成的首都优势。其次，作为全国经济指挥和调控中心的载体，有利于经济载体产业化，并转化为北京经济发展的优势。第三个优势是北京的科技和人才的优势。北京是全国科技最发达的城市，是最主要的科学技术发源地和辐射源，目前北京的高科技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另外，北京的信息优势、旅游优势、国际交往优势和服务经济优势也十分突出。但是北京由首都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中也受到了很多制约。一是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对重工业有一定的依赖性；二是第二产业竞争力下降，向第三产业转化缺少物质基础；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还比较缓慢，保障知识生产、交换和应用的市场体系还有待完善。
因此，首都经济再发展的出路就在于发展知识经济。北京发展知识经济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注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教育产业，使经济向高技术、高智能、高质量、高效益和高产出方向发展。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骨干部分是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包括国立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等）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具体包括创新活动的执行、创新资源（人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创新制度的建立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力促进和广泛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任务。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既符合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也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国情。国家创新体系，从政策、体制、机制和组织等层面上将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等“融为一体”，从而为解决我国多年来有争论的科技与经济和教育结合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分工有序、合作协同的社会，而不是宏观无序、微观求全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各类组织和细胞，应该有合理的分工，同时又相互协调，共同实现社会的整体功能。在建设我国创新体系过程中，一方面应明确各个组成部分的合理分工和增强主体功能，更重要的方面是促进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速知识、技术和人才流动，而不是相互重复和无序竞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正确扶择。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这个认识，是对工业经济时代前期科学技术作用的理论概括，是对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说他们在论述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时，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但是，这不是他们的原话。在100多年前，在工业经济发展势头犹劲但未达巅峰的时候，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只有5％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用过电灯，没有坐过汽车，没有见过飞机，任何天才人物，没有社会实践为依据，也不可能概括出新的理论来。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邓小平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明确的语言，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因而，也就充分肯定了掌握着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发展。
在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之后的10年间，恰恰是科技革命在世界引起新的产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在这10年中，高技术产业、信息的网络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发达国家，科技知识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与日俱增，制造业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比例开始下降，从最高值的30％—50％，下降为20％左右。现今的制造业也是在信息技术控制下的一种全新的制造业，科技知识的含量也大大地增加了。
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次人类认识史上的大突破、大飞跃，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地位。他所说的“第一生产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是指那么一种新兴的、超出工业经济范畴的生产力。
由上述可见，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概括了当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邓小平说的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这个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和OECD在此后十几年提出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同样准确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所不同的是，邓小平直言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抓住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OECD在注意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重要贡献的同时，还广泛地吸纳了影响当代经济的各种知识和文化因素。
自从1996年OECD在其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展望报告中系统地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概念之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世界银行也把其98年经济展望报告命题为《知识促进发展》。知识经济可能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发达的网络技术以传播编码化的知识；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不断的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有效的国家保障体系和国际间共识的标准，以保证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同时，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也为知识和信息传播开拓了广阔天地。
知识经济时代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相比有其鲜明的特征。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代表着财富和资源的转移，财富逐渐表现为对知识的占有程度；经济形态由加工转向服务，服务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具有不同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特征，它既是生产要素，又是消费自身；学习成为生存的先决条件，终身学习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主题；管理模式由管理物流转变到管理知识流，生产经营活动围绕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来安排；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日益重要，使知识成为特殊的商品，具有了独立存在的基础；同时，知识经济对人类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知识经济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知识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社会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作为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的科技法律规范，既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可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科技法律调整的对象，既包括宏观的科技决策、预测和规划；也包括微观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管理工作；还包括宏观和微观科技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为科技法律关系中重要的客体——科技成果，就是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体现；它是发展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科技成果不同于一般劳动生产物，它是精神财富、无形资产，可同时为多个法律主体所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并会依法形成知识产权。因而，在我国迎接知识经济到来之际，进一步加强科技法律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给我国实现经济跨越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现这种跨越，关键要有法律来保障民族工业的发展振兴；并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增强全民族发展知识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意识，优化知识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加快建立完善的发展知识经济和推进科技进步需求的科技法律制度。由于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影响的广泛性、深入性和不可预见性，致使科技法律调整的对象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科技法制建设将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使立法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预见性和前瞻性，就要把立法重点放在能促进发展知识经济的法律法规上。
我们认为今后科技立法工作，应努力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条件下，加快制定进一步激励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保护其正当权益的法律法规；在建立新型科技体制过程中，加快制定规范科研院所的法律法规；在确定发展知识经济产业政策基础上，优先制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法律法规；为迎接我国知识经济的到来，要抓紧健全和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
国家信息化就是指在国家统一规划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强国家实现信息化的进程。实现信息化，就要不断完善国家信息化体系，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根本转变，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国家信息化的框架是首先要建设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它包括信息源，各种数据库、信息库、数据传输网络以及各种信息应用系统。其中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人力资源是它的两个支点，同时它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息软环境，这包括政策、法制、标准、规范等。
当前世界主要信息网有三种：电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将来这三种信息网将大量融合，各个信息产业部门正在努力使这三个网络连接起来，为人们提供一个综合的统一的网络终端。另外，信息网还需降低其费用才能充分发挥其巨大作用。因而信息化的进程是逐步推进，首先，产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然后是区域信息化、企业信息化、进而家庭信息化。它不仅仅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因此，我们应该在物质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同时推动信息化的过程。知识经济的基础是知识、信息的无限性，国家要进步，要迈向知识经济，除了信息化之外别无选择。
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是探索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与实践的差距等原因，直到80年代中期，一股注重知识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浪潮才逐渐兴起。了解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对我们探讨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对中国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知识研究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流派。首先是偏重于理论分析的经济增长理论学派。这个学派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内建立一个分析知识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宏观分析框架。这一学派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索洛（Solow）和罗默（Romer）。与之相对应的是偏于感性分析的知识市场不完备学派。这个学派更多的是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市场制度着手分析。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创新投入回报学派。这一学派更多的是在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层次上对生产知识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经济回报进行实证的测算。这几个学派，互相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相对独立。
随着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各国经济结构向着知识型不断的演进，很多新的经济现象需要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很多新问题需要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受到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实践的有力冲击，需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来深入研究这些现象和问题。
知识经济的兴起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与后工业化国家和尚处在工业化初期的落后国家相比，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以我国为代表的正在进行工业化改造的国家则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首先，知识经济的兴起为我国以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为核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工业化质量，引导工业化方向，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引起产业革命和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也总有一批国家利用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用新兴技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从原来落后的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美国、日本就是典型代表。
